“民工荒”又鋪天蓋地地蔓延開來。每到春節前后，隨著打工潮的風標移動，波及建筑業的總是到處在喊人工缺口。東部地區是改革開放前沿陣地，每年的“民工荒”之風總率先在此刮起；西部地區隨著國家投資力度加大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現在也加入“荒”的陣營；令人吃驚的是中部地區諸如江西、安徽等歷來是勞務輸出大省，今年亦一改舊貌，有關部門到交通樞紐要害之地勸阻當地農民工返回家鄉支援建設。勞務大省的奇招一出，更使今年建筑業“民工荒”雪上加霜。素以勞動力充裕而自豪的中國真的成為勞動力缺乏國？以農民工在現場唱主角戲的中國建筑業將如何直面現實？規范建筑企業的用工我們又應該從何起步？
可以說，農民工已經成為當今建筑企業和施工現場一道靚麗的風景線，而且在施工現場從事最勞累的操作，95%是農民工。他們是中國建筑業的主角和攻堅力量，軍心不可動搖。從固定資產投資轉化為工程建設的工作量，再將一幢幢大樓矗立并創造微薄的利潤，農民工功不可抹。然而，再靚麗的風景線也有不和諧之音，似乎每年我們都在演習“三步曲”：年初因“民工荒”而不惜加薪招工，農民工成為人見人愛的“香餑餑”；年中，各類專項檢查發現現場違規操作，處罰一起起安全質量事故，上崗技能不合格的農民工不說是罪禍魁首但也難逃干系；歲末，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圍剿拖欠農民工工資違規行為，整個社會又全面打響保和諧之戰。也可以說，構成中國建筑業活動的三大要素的人、機、物，人的管理是目前最令各級政府管理部門和建筑企業也包括農民工本身頭痛的大事。無須諱言，中國還是人口大國，其勞動力資源在當今世界仍首屈一指。形成“民工荒”的原因，權威專家指出，是三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基本建設的一再加碼，包括中部、西部地區的崛起，使得原先是勞務輸出大省現在也成為用人大戶，缺口自然擴大。二是“工源”斷流或者是分流。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工的主流基本只具備初等文化水平，只能從事勞動密集型崗位。隨著國家義務教育推廣，現在的農民工主流基本具備中等文化水平，可以從事制造業或者其他知識操作型崗位，又苦又累報酬又不高的勞動密集型崗位自然遭到“白眼”輕視。三是生活指數的抬頭。目前在東部城市的打工收入與留在當地耕耘的報酬相差無幾，自然“老婆孩子熱炕頭”更吸引人，何必每年要照顧家庭而春節前后數次大遷徙？專家的分析是從整個社會活動現象得出的結論，導致建筑業的“民工荒”也包括這三種因素，但還有其他特殊的原因。
首先，中國建筑業是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盡管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科技的投入和裝備的改善，但在施工現場，體力勞動仍占據了相當部分的工作量，具體操作并決定建筑產品命運是只需要一定文化但體格強壯的勞務工人，其特征是量大面廣，勞動技能勝于知識技能。與此同時，中國建筑業還屬于勞動服務加工型產業，所創造的產品價值也就是造價根本無法自己說了算，能產生微薄利潤甚至養活自己已經相當不容易了，因而不可能與一些能創造巨大利潤的制造業或者高科技企業拼搏——高價招人，即使高價招來的人才也“英雄無用武之地”，不適應施工現場的強體力勞動。因而，對建筑企業而言，勞動力的價格越低廉虧本的風險就越小，這就為“包工頭”四處招攬沒有經過基本培訓的低價民工提供到施工現場開了綠燈。近年來，圍剿“包工頭”行動一年勝過一年，何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關鍵在于“包工頭”手上有廉價的四處游散的勞動力，而施工現場又需要廉價的勞動者，雙方形成市場和供求關系。以上海為例，上海2010年重大工程建設投資完成超過1000億元，吸引在滬的建筑業農民工超過70萬人，其中相當部分的農民工是由“包工頭”通過瞞天過海組織上崗的。上海的農民工管理部門曾坦言，目前上海的建筑業農民工資源是掌握在一些神通廣大的“包工頭”手上。同樣，河北和天津也是用工大省，前者年需求380萬人，后者年需求近百萬人，其真正通過勞務分包市場中介而上崗的，應該是鳳毛麟角。其他一線、二線城市的建筑業勞務用工現象基本如此，這就給施工現場留下無窮的隱患和無止境的勞動合同糾紛，也難怪中國建筑業每年要跳“三步曲”。
首先，中國建筑業是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盡管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科技的投入和裝備的改善，但在施工現場，體力勞動仍占據了相當部分的工作量，具體操作并決定建筑產品命運是只需要一定文化但體格強壯的勞務工人，其特征是量大面廣，勞動技能勝于知識技能。與此同時，中國建筑業還屬于勞動服務加工型產業，所創造的產品價值也就是造價根本無法自己說了算，能產生微薄利潤甚至養活自己已經相當不容易了，因而不可能與一些能創造巨大利潤的制造業或者高科技企業拼搏——高價招人，即使高價招來的人才也“英雄無用武之地”，不適應施工現場的強體力勞動。因而，對建筑企業而言，勞動力的價格越低廉虧本的風險就越小，這就為“包工頭”四處招攬沒有經過基本培訓的低價民工提供到施工現場開了綠燈。近年來，圍剿“包工頭”行動一年勝過一年，何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關鍵在于“包工頭”手上有廉價的四處游散的勞動力，而施工現場又需要廉價的勞動者，雙方形成市場和供求關系。以上海為例，上海2010年重大工程建設投資完成超過1000億元，吸引在滬的建筑業農民工超過70萬人，其中相當部分的農民工是由“包工頭”通過瞞天過海組織上崗的。上海的農民工管理部門曾坦言，目前上海的建筑業農民工資源是掌握在一些神通廣大的“包工頭”手上。同樣，河北和天津也是用工大省，前者年需求380萬人，后者年需求近百萬人，其真正通過勞務分包市場中介而上崗的，應該是鳳毛麟角。其他一線、二線城市的建筑業勞務用工現象基本如此，這就給施工現場留下無窮的隱患和無止境的勞動合同糾紛，也難怪中國建筑業每年要跳“三步曲”。
其次，中國建筑業的隊伍結構和市場門檻設置與現實相悖。早在世紀之交，當時的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經過反復醞釀、修改和征求意見等，終于推出建筑施工企業“金字塔”結構的方案：組建一批少而精的特級資質總承包企業，發展一批專業承包企業，培育量大面廣的勞務分包企業。平心而論，這樣的企業和隊伍結構應該是中國建筑業的努力方向。然而，猶如“橘南枳北”一樣，理想的果實需要適宜的土壤去培育，否則就變味！目前，“塔尖”是建立起來了，全國每個省都有一批“特”字頭總承包企業，而以蘇浙兩省為最，均超過50家。“塔腰”也豐滿了，各省市的專業承包企業多如牛毛，幾乎有資質等級、注冊的都是專業承包。而“塔基”卻松散或者說尚未成型。能夠為“塔尖”和“塔腰”提供量大面廣的勞務隊伍卻難以與中國建筑業所面臨的使命和任務相匹配，這與我們的政策導向有關。若干年來，不少地方政府片面地強調做大做強，近百個農民工外出打工數年積累了原始資本和施工經驗，扔掉老本行馬上組建施工企業，而成立一家低資質的施工企業本不需要過多的資金、設備和科技含量，把守資質門檻的當地政府管理部門又一味地支持扶助。因而在施工現場的勞務工人絕大多數是新面孔，新的變成熟，成熟的自己開公司，宛如“滾雪球”似的，中間的“塔腰”越滾越大，底下的“塔基”越滾越松散，始終未能夯實。與此同時，成熟的專業承包公司又不斷擴大“業績”，不斷增項，從勞務工人到專業分包再到總承包……中國的相當部分建筑企業就是這樣“做大做強”發展起來的。由于“工源”有限，專業承包和總承包又無法限制，此消彼漲，每到年關以至春節前后，爆發“民工荒”勢成必然，而且越演越烈。
第三，與制造業或者其他服務加工業企業截然相反，中國建筑業的特點還有一個顯著特點：產品是固定的，“車間”是流動的。一些農民工經過一年努力打工，基本熟悉“車間”(即打工城市)后，第二年馬上又要熟悉新的“車間”……“工源”是流動的，“車間”又是變換的，因而建筑業要想尋覓固定的合格的長久的勞動者，自然要比其他行業困難。
“民工荒”帶給建筑業的影響應該是巨大的。從經濟角度講，“民工荒”蔓延勢必要抬高工價和成本，這給本來微薄利潤的產業無疑是雪上加霜；從管理角度講，大量上崗的新農民工自身安全防護缺乏，勢必給施工現場帶來各種隱患；從社會和諧講，從“包工頭”手中直接接盤且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務工者，無疑埋下一顆顆定時炸彈，隨時會引發勞動合同糾紛乃至群防事件。如何解決這些矛盾？業內權威專家一針見血指出：首先，用人單位必須規范用工行為，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辦事。其次，大型建筑企業應該建立自己穩固地勞務基地，做好“蓄水池”工作，自己的工程用自己的“兵”得心應手。第三，政府管理部門加設“門檻”，建立規范的勞務或者分包有形市場，共同圍剿“包工頭”以及游兵散勇。第四，勞務輸出地方及企業定準位，做專未必不能發財，做強需要承擔風險。而目前中國的基本建設市場需要大量有特色的合格的優勝的專業分包隊伍！
“民工荒”帶給建筑業的影響應該是巨大的。從經濟角度講，“民工荒”蔓延勢必要抬高工價和成本，這給本來微薄利潤的產業無疑是雪上加霜；從管理角度講，大量上崗的新農民工自身安全防護缺乏，勢必給施工現場帶來各種隱患；從社會和諧講，從“包工頭”手中直接接盤且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務工者，無疑埋下一顆顆定時炸彈，隨時會引發勞動合同糾紛乃至群防事件。如何解決這些矛盾？業內權威專家一針見血指出：首先，用人單位必須規范用工行為，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辦事。其次，大型建筑企業應該建立自己穩固地勞務基地，做好“蓄水池”工作，自己的工程用自己的“兵”得心應手。第三，政府管理部門加設“門檻”，建立規范的勞務或者分包有形市場，共同圍剿“包工頭”以及游兵散勇。第四，勞務輸出地方及企業定準位，做專未必不能發財，做強需要承擔風險。而目前中國的基本建設市場需要大量有特色的合格的優勝的專業分包隊伍！
